知识分子的楷模

  2013年，世界卫生组织修订了青年人的年龄界限，从1985年的15~24岁变更为上限44岁。

  作为上世纪80年代知识分子的宣传典型，蒋筑英的故事感动了整整一代人。1982年8月，《科学时报》（《中国科学报》原名）在国内首家刊发本报记者高景泰和宋世绵独家采写的有关中年知识分子蒋筑英事迹的长篇通讯《献身祖国光学事业的忠诚战士》，在国内引起震动。此后引发各新闻媒体连续报道。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到《北京晚报》《长春日报》，各级报刊杂志都曾登载过他的事迹，引起关注并批示，蒋筑英成为新时期知识分子的一代楷模。

  相比蒋筑英，现在的青年科研人员有更好的条件和环境。但若想在科学高峰有所撷取，蒋筑英式的执着与拼搏，仍然值得铭记。

  1938年出生于杭州市一个普通职员家庭的蒋筑英，和其他同时代的孩子一样，在红旗下茁壮成长。但天有不测风云，1954年，蒋筑英的父亲因历史问题被错判劳改入狱。

  一个家庭自此陷入深渊。年仅15岁的蒋筑英开始挑起生活的重担，更为严酷的是，他同时背上了沉重的精神负担。

  面对命运，少年蒋筑英没有怨天尤人，他选择以追求真理作为自己终生的抱负，希望用知识来报效祖国。1956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在学好本专业相关知识的同时，他还利用课余时间掌握了英、俄、德、日、法五门外语。在北大的10个寒暑假，有8个假期蒋筑英都埋首于图书馆之中。

  1962年，蒋筑英即将大学毕业，母亲来信催他回上海或杭州工作。故乡老母思子心切，蒋筑英却苦恼于中国最大的光学基地和最著名的光学科学家都在东北。二者权衡取其重，一封长长的家信中，他说服了母亲。南方小伙奔赴长春，成为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著名光学科学家王大珩的第一个研究生。

  蒋筑英的质朴、正直、勤奋，深得导师王大珩的赏识。伯乐遇到璞玉，岂有放过的道理。王大珩认定，经过细心雕琢，有朝一日这个毛头小伙必将大放光芒。王大珩指引蒋筑英开始光学传递函数这一开创性研究课题的研究。1965年，年仅26岁的蒋筑英在同事们的帮助下，建立了中国第一台光学传递函数测量装置，令当时在该领域居于领头羊的日本学者大为惊奇。

  导师王大珩回忆说，国内当时十几个省和长春市的光学产品生产厂商，蒋筑英全部拜访过。长春的几家光学仪器厂，甚至已经把他当作参谋和顾问。

  时至今日，在中国知网的搜索页面上输入“蒋筑英”，可以搜索到他当年发表的文章。斯人已逝，他留下的精神财富却依然熠熠生光。

  精通五门外语的蒋筑英经常查阅最新的外文资料，在看到对同事有用的资料时，他会逐字逐句地翻译好，誊抄在稿纸上送给有关部门的同事。

  与当下一些课题组一到年底开始“紧急”进行项目费用支出不同，蒋筑英考虑的是怎么给国家省钱。改革开放后，蒋筑英两次出国。1979年在德国进修时，他愣是拿位数不多的外汇给所里买了一台英文打字机、一部录音机、二十台电子计算器和一些光学器材。

  1979年长春光机所就决定晋升他为副研究员，他却让给了老同志。直到1982年所里又一次推荐他时，他才接受。

  在光明日报出版社1982年12月出版的《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蒋筑英》一书的封皮上，元帅亲笔题字：

  蒋筑英常年勤奋工作，常常忽略自己的身体情况。对于这点，妻子路长琴没少说他，嫌他工作太拼命，却没时间关心一下自己的身体。出现腹痛难忍的状况时，妻子催促他去医院检查，他也总是一推再推。

  光机所的同事给蒋筑英起了个外号叫作“永动机”，他知道后说自己只是“铺路石”。在蒋筑英的心里，他人、集体、国家的利益永远居于自己的利益之上。

  身体一天天消瘦下去，腹痛也慢慢变得厉害。1982年6月，在自己生命的最后四天里，蒋筑英收拾了新建的实验室，修好院里破损的柏油路面，甚至还帮助同事家里修理下水道。一位同事因为家中急事请他代替自己去成都出差，他也满口答应，完全不提自己肚子疼的事情。

  飞抵成都的当晚，蒋筑英马上召集验收组的人员开会，直到深夜11时。次日一大早，他换乘两次公共汽车，步行了三段路程到达某工厂，忍着病痛开展工作。6月14日深夜，蒋筑英因腹痛难忍被送进医院。医生诊断他长期积劳成疾，患有化脓性胆管炎、败血病、急性肺水肿等多种疾病。6月15日下午5时3分，因抢救无效，蒋筑英去世，终年44岁。

  当时正在北京开会的王大珩听说爱徒去世，完全没有办法接受。在追悼会上，他告诉《北京晚报》的记者说：“太不可思议了，他怎么会这么快就离开我们了呢？蒋筑英是我的研究生，业务精通，品德高尚，能够说是科技界的雷锋。”泪水在王大珩的脸上悄声滑落，致完悼词后，王大珩甚至非要亲自捧着蒋筑英的骨灰盒，送到长春革命公墓。

  在全国掀起学习蒋筑英精神高潮的同时，媒体也开始引导舆论关注“文革”后知识分子的生活情况，特别是对他们健康情况的关注。王大珩在接受各个媒体采访时表示，蒋筑英很多精神值得学习，但是有病不去医院这件事情坚决不能提倡。

  时任《北京晚报》记者的陈仁凤撰文回忆说，谈话中王大珩甚至将本来居于第三人称的蒋筑英改成了第一人称：“你有病, 为何需要瞒着大家？为啥不及早检查治疗？为什么还要带病出差？现在全国都在学习蒋筑英。有一点，我希望不要学习他：他太不顾惜自己的身体了！”说到蒋筑英不肯看病的客观原因时，王大珩说：“当然, 我能理解蒋筑英为什么不肯看病：太花费时间了，看病难哪！没有熟人，看病更难！”

  自那之后，知识分子群体得到了社会更多的关注和爱护。慢慢的变多的青年们以蒋筑英为榜样，投身科学。

  2008年1月，蒋筑英科技馆在他的母校杭州市抚宁巷小学开馆。小学生们在这里体验科学的奥秘和神奇，他们用自己的方式感知着蒋筑英的存在。

  我国著名光学专家母国光在写给蒋筑英的唁函中说。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蒋筑英的导师王大珩，在电视片《感动中国人物志》中说道。

  “如果他还在，一定是院士，他比得好。他不是一个只埋头搞科研的普通工程师，他读书很多，每个方面的知识都很广博，还深切地关怀社会。”

  中国科学院院士王家琪比蒋筑英低一届研究生毕业，每每谈起这位同辈，仰慕之情溢于言表。在接受新华社记者正常采访时，王家琪院士如此评价蒋筑英。在长春光机所里，王家骐被人们看作“活着的蒋筑英”，很多年轻人背后称他是“精神偶像”。

  “时候，不是大家都不看书吗？他说我觉得还得应该靠知识，他说你看人家国外还得靠科技。他说：别人不学，我就学。”

  “蒋筑英爷爷对光学事业执着的追求，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可我做一样喜欢的事，一开始心血来潮，可没过几天，我就会想：这太难了，根本不可能完成的嘛，算了算了，不弄了。从现在起，我要学习蒋爷爷，做一个有毅力、不轻言放弃的好学生。”

  上城区少科院小院士、杭州市蒋筑英科技学校陈茜参加“追寻筑英的足迹”活动后说。